主题: 点子帮我不受穷

点子帮我不受穷

1984年7月,当我寒窗苦读15年从一条深山沟里爬出来时,家里负债已达数千元。在一个县办企业坐办公室,每月34元基本工资,奖金补贴加起来也不足百元,糊口之外便没有剩余了。

1987年元旦我结婚。看着人家结婚是大大小小的车、动人心魄的礼、丰盛讲究的宴、光彩照人的家具……而我有的只是体弱多病的双亲、涕泪淋漓的弟妹、五千余元的债务……面对一无所有的现实,我和"女朋友"一咬牙,凭借"五斤瓜籽三斤糖拼上两张单人床",竟然在没收一份礼、没办一桌酒席、没置一件家具、没要一份嫁妆的寒酸情况下进了洞房。我这新式的结婚"形式",惹得当时《武昌报》、《汉江早

报》在头版上登了消息,武汉电台也赶来放了我的一段"录音"。对于我这个一穷二白的"新郎倌"来说,也算是补偿了点人无我有的东西吧!

婚后,尽管妻子有时念叨说"跟着你是个受穷的命",但我则自负学过几年财务管理的专业知识,倒满有信心地一再向老婆保证:咱夫妻俩婚后的生活,一定会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确实,我不是只说不练的"假把式",此后真的凭着"独到"的眼光卖弄几个"点子"后,便毫不夸张地让家庭兴了起来。

第一个“苕”点子

我和妻子是双职工,结婚时厂里分给一套一室半一厅住房。妻子一拿回住房钥匙,便春风得意地见人就夸这新居进出方便地势好。而当天我却出人意料地把房子换给了别人。

我换回的房子紧挨厂办公楼,正室是一间房子隔成的两个小间,另加相连的各三个平方的两间小厨房。妻子见房子比厂里分给的新房要少十来个平方,而且晴天要点灯、雨天地打滑,于是又哭又闹不肯换,旁人也说我"苕"(即傻)得到家,天下难找,但我还是"执迷不悟"。

我是在"放长线钓大鱼"。房子不换住着是舒适、宽敞,但对我这穷困潦倒的家庭意义不大,既不能做生意、又难以图发展,堵了发家致富的"财"路。换回的房子尽管小点黑点潮点,可挨着办公楼、前后马路绕,有着"生意兴隆通四海"的前景,关键是当妻子及旁人把外面的小厨房当厨房看时,我却把它当成了"小卖部"和"零售点"的前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

最后,在我几近于叩头作揖般委屈求全的"思想工作"下,才终于背着个"苕"名换成了房子,赢了第一局。

第二个“馊”点子

婚后喜添特保儿,母亲从乡下搬到家里带孙子,住房拥挤了些,日常少不了几句“苕”啊“苕”的埋怨声。

但没过多久,当我得知一个同事想做生意且资金人员两俱备,只欠房子无"东风"时,便毅然主动上门提出借厨房给他。同事喜出望外,提出以年租金千元相酬,不料我一口谢绝,声明“只借不租”。

然而点子易出却难被接受。我的想法刚告知母亲和妻子,她俩就双双气不打一处出:“自家4口人住的地方都没有,来了个客人怎么办?真是馊到家的点子!”也亏得我能忍辱负重,在一片埋怨声中,好不容易两三天才做通“思想工作”。两间正房母亲、我和妻儿各一间,剩一小间忙厨事,来了客人住旅社。同事高兴地利用我家厨房打开门面扯出招牌,摆了个零售摊。

那零售摊在这里独家经营,生意好生兴隆,同事家每月都能净赚个三五千元,忙里忙外好不惬意。于是我按“既定方针”让母亲自天带孙子时留意人家,晚上妻子教母亲学打算盘,提前“练兵”,我则在外四处筹资,作好“岸”边准备。在同事做了半年生意并赚了约“两方”钱后,我突然收回“厨房”自家做起生意。尽管母亲一字不识,因学会了打算盘,记熟了商品的零售物价,倒无大碍,我和妻子则工余在家帮忙,每天盘存记账,算出当天销存数量及盈利额,再按账进货。起早睡晚,一月下来,也能盈利一两千块钱。当了两年先进个体户,一万余元牢握手中,在家乡还盖起了一幢新房子。

第三个“金”点子

母亲和妻子过去责怪的“苕”点子、“馊”点子,一旦产生好的效益后,便转而成了交口称赞的“金”点子,当然此后我说话里外也都吃香了。

弟弟1988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家里又添了个“生力军”。我每周看证券公司公布的国库券行情,又想出一个“点子”:交给弟弟1000元现金,叫他按一比一收购1986年以前的国库券(当时8角便可收1元国库券),我拿到武汉证券公司去兑换,拉扯平均按一比一点三卖出后再叫弟弟去“滚雪球”。

当时农村每家每户都有几十、几百元国库券,大多数农民只知道当时规定的到期后的7、8、9三个月银行才兑付国库券,却不知道平日武汉证券公司对没到期的国库券也有买卖；少数农民虽然知道,但为兑换几十、上百元国库券要花时间、路费和饭钱,也不划算。我想到这个“点子”,叫弟弟每天骑自行车挨村挨户收购,没到期的国库券能换钱用，不由很受农民欢迎。一些人还找到我家里来卖国库券,有的还带信叫弟弟再去换。每天换两三百元国库券,赚五六十元纯利,一年收入也挺可观,到1989年人们都知道国库券的价值,己赚不到多少钱时,我改弦易辙为弟弟找个工作上班去了。

第四个“海”点子

做了5年生意后,由于第三产业个体户大增,生意不太好做赚钱日少,1993年初我便让母亲关了零售摊,我也拥有了一套新楼房。但听到“万元贫困户、十万才起步……” 的民谣,我当时还算个没起步的“贫困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潮”,听着那些走出官场下海的“扑通”声,想着仅几百来元工资又不准停薪留职的境况,仍只能时时暗窥着往“海”里扔“点子”。先是得知县城某二楼电影厅要承包给个人经营,我便差在电影公司工作的妹夫联合几家投标,得手后四家联手承包。投资8万元买了个大型豪华碟射机,换下了电影厅那效果太差的老镭射放映机,效果好得像放电影般又大又清晰,一时艳惊四野,生意兴隆,日卖座千元以上,我则是以投资而坐享一股的东家。

再是同学告知县城车站边一幢两层各160平方米楼房寻租。便与同学联手,以年租金一万元争到手,各出两万元投资。一楼办餐馆早中晚三餐座无虚席,二楼则把承包电影厅换下闲置的锚射机修好放录像,录像收入即可付清租金税钱,餐馆收益可尽人囊中。让弟媳去售票,我和妻子照常上班拿工资。

像绝大多数没“下海”的工薪族一样,我天天上班极少休息,而且因工作出色先是提前两年被评为助理经济师,1993年又考试拿到了经济师中级职称,每年还业余在报刊上发表近百万字的文章赚稿酬,以至1994年年底被检察机关看中选调人内。虽也时时和“老机关”们一起感叹下不了海、贷不到款、脱不开身而枯守在“清水塘”里办公不值,但也觉得人虽受环境支配,也能够利用和改造环境。时势虽造就了并继续造就着一批批“海”中弄潮儿,然岸上的人也是有自己的活动天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