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原创] 顽强的母爱

                  顽强的母爱

  她叫孙有香，是武汉市江夏区大桥镇红旗村九组的一位农家妇女。当她像随手脱下自己的一件衣服为孩子档风那样、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体内的“血库”脾脏时，她为了挽救儿子生命的壮举，足以令每一个知情者深受感动！

  2001年3月22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了孙有香的家，拜访了这位舐犊情深的母亲，也从此激起了我久久无法平静的心潮。

                      一

  1985年的金风玉露时节，我与同村的小伙子罗志刚喜结良缘。次年10月，我生下了一个胖小子。满月那天，家里喜庆的流水席摆了整整一天。初为人母的我抱着儿子兴奋的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凭着丈夫不错的缝纫手艺和我的一双巧手，我们一定能让儿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儿子名叫罗灿，是我取的，喻意儿子的生活将充满灿烂阳光。

  初生的婴儿一天一个样儿。几个月后，小罗灿越来越可爱了，大眼睛、双眼皮、白皮肤，村里人见了，总要上前亲亲抱抱，摸摸脚，捏捏手，夸不绝口。但不知怎的，小罗灿胖乎乎的手腕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红的、青的斑块，而稍不注意碰破了，就会血流不止无法止住。

  转眼到了春暖花开时节，小罗灿该坐圈椅学步走路了。一天，我偶然发现罗灿的腰部有一圈紫色的“腰带”。还有一回，圈椅被绊倒后，小罗灿的额头碰到了地上，头顿时肿得老大，泛青泛紫。我当时心疼得直落泪，赶紧催丈夫关了镇上的缝纫店，将小罗灿送到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诊治。

  医生给小罗灿打了一剂消炎针后，又抽了一点儿血送进化验室。一周后，丈夫罗志刚到医院取化验单，医生告诉丈夫说：“这孩子的血液有问题。你把孩子送来，我们再请专家会诊一次。”

  丈夫回到家对我一讲，我马上联想到前不久电视台播放的日本电视剧《血疑》。我的心头当时一紧，我一把抱住儿子，有些惶恐的叫道：“天呵，千万莫是幸子得的那种白血病呀！”

  第二天，我同丈夫一起送小罗灿来到医院。一位教授郑重地宣布：“这孩子患有甲种血友病”我急切地抢过话头问：“是不是白血病呀？”“不是白血病，是甲种血友病，比白血病轻些”，教授耐心地向我解释：“这种病是血浆中缺少某种凝血因子而引起的先天性疾病，皮肤、肌肉、关节、内脏等受伤就出血，一旦出血就很难止住。”“这病好不好治呀？”我流着泪急切地问道。

  “这种病的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算得上一种罕见的富贵病，要经常输血，蛮花钱的。”教授安慰我：“孩子要加强营养，不能摔跤或者受到碰撞。”

                     二

  我将医生叮嘱的每句话都铭刻在心里，用心地照顾着小罗灿。

  转眼，孩子要学走路了。他每迈出一步，都仿佛踩在我的心尖上。为不让儿子跌伤，天气一转凉，我就亲手缝制小棉背心、棉护膝，给他护着胸背和臂腿等关节部位。

  那时，丈夫在镇上开了一间缝纫店，我既要照看孩子，又要忙田地里的庄稼，有时不得已只能把孩子交给公公婆婆代看。尽管我千叮咛、万嘱咐，年迈的公公婆婆总还有疏忽的时候。刚刚学步的儿子稍一跌倒，身上就会红肿，就不得不去医院输血。开始几次是买血输，后来医生建议用新鲜血液，于是我总是抢在丈夫之前挽起袖子：“我的血型跟孩子相同，更适合。”男人的血贵如金！丈夫是家里的主心骨，我不能让丈夫为孩子拖跨了身子呵。

  随着孩子病情的加重，输基本血液的效果已经不明显，医生建议采用成分输血法。罗灿要增加输入的血液成分是“血八因子”（血液中的第八种凝血因子）。我们国内用的“血八因子”多是进口品，价格十分昂贵，这给成家不过两年的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救儿子，丈夫只得忍痛卖掉了缝纫店。

  卖了缝纫店，家里唯一的活财源断了，我只好苦求村里让我们夫妇多承包几亩田地，我想以此来攒钱，以备儿子住院输血所需。我甚至连最低廉的擦脸油都舍不得用，为了儿子，我只能节约每一分钱。

  我咬着牙承包了比村里所有家庭多出两倍的田地，农活繁重可想而知。但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因为治好儿子的病是我最强烈的愿望。我和丈夫常常在孩子熟睡的深夜和凌晨出门耕种收打。农忙季节，我们即使有时累得实在起不了床，也只能揉着眼睛去下田。村里人见我们没日没夜，累得不成人样，怜惜地劝我歇息歇息，我则只能苦笑几声。

  有一次，当我凌晨4点钟下田插秧、天大亮后回家做饭时，我看见孩子正在酣睡，我坐在梳妆台前，已经累得一步也挪不动了。我呆呆地看着镜中自己疮白瘦削的脸、布满血丝的眼和一头蓬乱的头发，这还是我吗？我禁不住失声痛哭了一场。是啊，哪个女人不爱美呢？可才结婚几年，繁重的农活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就使我显老了许多许多，我的命多苦啊！但为了孩子，我还得全力的挺住。

  为了给罗灿增加营养，家里的鸡蛋我从不吃一个；罗灿爱喝排骨汤，我就隔一段时间买上半斤，我和丈夫都不沾一口：丈夫有时到村后的湖里去捞鱼摸虾，我们也都舍不得吃留给罗灿。一次，丈夫捞回几条大鲤鱼吃不完，我舍不得尝上一口，就撒上盐准备腌好留给罗灿慢慢吃，不想没有腌好鱼臭了，我急得大哭了一场。后来，我为这事还专门向村里的老人讨教，以后就学会了腌鱼的方法。

  1992年秋，6岁的罗灿吵着要上学。学校里孩子之间少不了推推搡搡，这对罗灿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好在他有一个姑姑在学校任教，可以关照。而上学放学的路上呢：我只能每天接送。期末考试那天，正下着雨，我劝儿子不去参加考试，倔强的罗灿却不依，于是，我背着儿子在乡间泥路上跋涉了一个小时才到学校。当罗灿两门课考双百分的成绩单被人带来时，罗灿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也高兴得笑眯了眼。

  不幸的是，由于病情不断加重，罗灿坚持读完一年级后再也不能上学了。他变得骨瘦如柴，体重不足50斤，面如白纸，牙齿几乎全部脱落，手臂和大腿骨胳严重萎缩、变形，行动不便，弱小的生命仅靠断断续续的输血维持。

  为了筹钱给罗灿治病，我们夫妇只得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具，连我陪嫁的电饭煲、电扇都卖了。夏天，没有电扇，为防止罗灿生痱子抓痒抓破了皮，我成天晚上都在儿子身边摇扇子扇凉。

  1995年底，罗灿的脑袋、眼睛突然出现血肿，疼痛难忍。一天傍晚，丈夫罗志刚外出借钱没有回来，我守着罗灿讲故事给他听，想分散他的注意力。我记得罗灿疼得在床上打滚时哭叫着：“妈妈，就让我撞墙死吧。”我听后泪如雨下，我紧紧的抱住儿子说：“灿灿，听话，妈妈不会让你死的，妈妈一定要治好你的病”。

  罗灿终于含泪睡去了，丈夫不一会也空手回来了，看着徒有四壁的家，我禁不住又伤心地哭了一场。

  当时已经9年了啊，我与丈夫已经苦苦支撑了9年，还没有治好儿子的病，更可怕的是小儿子罗谦也被诊断患有同样的病，仅仅是他的症状要轻一点发病间隔长一点，使我们感到的压力小一点而已。但面对着外出借钱一次次空手而回满脸惆怅丈夫，我不由越来越强烈的产生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我感到自己正在向着一间黑漆漆的屋子里走去，我每次做梦都好像听见两个孩子在尖声哭叫着“妈妈、妈妈”！恍惚间醒来，我看到的则又是一张稚嫩痛苦的脸。

                      三

一天，一位医生告诉我：你的孩子完全靠输血治疗是不行的，据说同济医院通过脾脏移植手术治疗血友病效果较好，你们不妨到那里去试一试。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做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昂贵费用，急忙找到同济医院一问，手术费得要10万元。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么多钱，吓得急忙回了家。但这次打听，就像一粒火星一样，燃起了我心中救儿子生命的希望之火。

  此后，通过多方打听，我听说如果将自己的脾脏移植给儿子的话，手术费用可以大大降低，但即使降低我也没有办法啊！于是，我鼓起勇气向姐姐说出了一直感到难以启齿的话：“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想向社会求助开个口，又不好意思。”姐姐也忧虑地说：“不知行不行，不妨试一试”

  春节过后，我与丈夫罗志刚共同起草了一封求救信，直接寄给了江夏区区长。令我们夫妇意外的是，区长接到我的信后，他自己首先捐款100元，还把求救信批转给了区团委、区妇联和教委，希望为我儿子组织一次专项募捐。

  这封求救信很快在本地的《江夏报》上编发了，很快在江夏区团员青年和中小学生中引起反响。你5元，他10元。。。来自社会的一双双友爱的手伸向了小罗灿。到1996年11月初，捐款总额已经2.5万余元。11月26日，当江夏区教委派专人将捐款送到儿子罗灿的身边时，我当时内心是多么的感激党和政府啊，但我当时激动后却只会不知所措的连声说“谢谢，谢谢，灿灿有救了，灿灿有救了。”

  次日，一夜没睡的我和丈夫背着罗灿找到了武汉同济医院，我请求移植自己的脾脏给儿子。

  接诊医生以为听错了，诧异地问我：“你说将你自己的脾脏移给你儿子？”我点了点头。“这是有风险的，弄不好母子俱伤，你考虑好了没有？”医生睁着一双惊奇的眼睛问。我仍然点了点头：“我早就想好了。”

  按规定，做这种移植手术至少交8万元押金，同济医院听说我是主动献脾救子并得到社会救助后，立即向部申请科研立项，获得批准后，医院决定免收6万元的手术费。

  刚住进院，丈夫罗志刚提出移植他的脾脏。他怜惜地对我说：“这么多年，你吃的苦够多了，就移我的吧，要是不成功，让我去死。”我听后一把捂住丈夫的嘴，“灿灿是我生的，我更应该救他。”丈夫当时坚决不依的说：“你爸正得胃癌呢，我怎么去跟他老人家交待啊。”我当时红着眼圈流泪说：“先不告诉我娘家任何人，做完了再说。”

  几天后，医生检查发现丈夫罗志刚的脾脏过大，不宜移植给罗灿，而我的脾脏正好大小适合，我的血型也与儿子一致，医生倾向于移植我的脾脏，因为母体的器官对孩子来说，排斥性更小，移植成功的系数大些。

  尊重科学，丈夫罗志刚无话可说了。他想到我的手术痛苦，花6元钱在街上买来一碗“武汉名吃”排骨莲藕汤给我进补，我当即埋怨他不该乱花钱，我把汤端给罗灿吃了。手术前5天，丈夫又花8元钱买来一碗鸡汤给我吃，我又埋怨他乱花钱，逼着丈夫端给罗灿吃了。我反复叮嘱丈夫：“今后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灿灿身上。”我始终坚持吃医院食堂里的方便饭，为了儿子的病，我不得不节约每一分钱。

  1996年12月17日上午8时，我们母子被推上了手术车。丈夫和孩子都哭了，我笑着安慰他们：“别哭。这是件好事，哭啥！”我和儿子相继被推进了手术室。

  这是同济医院做的第11例也是世界上第20例脾脏移植手术。由于我们母子的体质都较弱，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协会主席夏穗生教授亲自参与制定了手术方案。手术执行阵容是最强的：取脾的主刀医生是同济医院副院长、外科主任于昌松教授；植脾主刀医生是夏穗生教授的高足陈知水博士，麻醉师是毕好生教授。

  打下麻药，我知道很快我们母子将昏迷过去，一把银亮的手术刀就会行走在我那根细如微丝的生命线上，在我们母子胸部缓缓移动。我知道10多位优秀护士早已准备好呼吸机、去颤机、心跳起搏器等全套抢救设备在旁边“严阵以待”。

  后来才知道：9时许，于昌松教授在我的胸部划下一个15厘米“L”形刀口，极细致地取出一个鲜活的脾脏，经技术处理后，由陈知水博士小心翼翼地植入了儿子罗灿的胸腔。手术室外，一批医疗专家也都在观察着每个技术动作。

  约11时许，我被送进了特护病房。当我被推出电梯口时，看到我的丈夫罗志刚泣不成声泪如泉涌：“有香，对不起你了”我当时仍一直昏迷着。

  儿子罗灿的手术直到下午2时许才结束。与我的昏迷情形相反，儿子十分清醒，电梯门一打开，他一眼看见泪流满面的丈夫，就轻叫了一声：“爸爸。”回到病房，他又问爸爸：“妈妈出来没有？”

  “出来了，11点20出来的。”丈夫俯身轻轻的说。

  “我呢？”“2点多。”

  “我在手术室里看见是2点半。”

  围在病房门口的医生护士们还不由齐声夸嘘：“这孩子生命力真强！”

  晚上9点20分，一直昏迷的我才醒来，我一扭头就看见了睡在对面床上的儿子。罗灿甜甜地叫了两声“妈妈！妈妈！”两行泪水从我的脸庞流下来，此刻，我认为我值得。

  第二天下午3时许，陈知水博士来病房看望我们母子俩，当看见罗灿正专心玩着手掌游戏机时，他高兴地问：“罗灿，你知道妈妈给了你什么？”罗灿天真地一笑：“知道，脾脏。”陈博士说：“脾脏就像游戏机里的电池，你妈妈把自己的电池给你了，你以后出血多时就能自己造血了。”我看见儿子甜甜的笑起来。我想，苦命的儿子呀，你知道妈妈等于再生了你一次吗？

                    四

  脾脏移植手术是同济医院比较成熟的一项医疗技术，像我这样为孩子提供脾源的以前做过3例，都成功了。我们母子的移植手术一开始也是成功的，但现在则肯定是失败的。

  儿子出院后需终生服用一种名叫“环胞素”的药丸。这种药每瓶2000元，每月要服一瓶半。3年后服药量可以相应减少。同济医院找国内生产“环胞素”的华东制药厂联系，厂方已同意为罗灿免费提供3年的环胞素药丸。但是1997年6月手术半年后，当我把儿子带到同济医院检查脾脏情况时，却发现他移植的脾脏已经萎缩了。

  我们还是按要求给孩子服用“环胞素”药丸，但由于随后的检查中医院发现儿子移植的脾脏已经消失，可能已化为废物被排泄出了体外，送药不到一年同济医院即停止了供药。后来我们只好自己掏钱买药，因为孩子吃药后还可以活动，停药就只能睡在床上，这药怎能停得下去呢？一个月下地，药费治疗费不下4000元钱。该借的亲友都借到了，在1999年欠债5万多元后，儿子服用的“环胞素”药丸只得停了下来。

  由于全部捐出了自己的脾脏，医生和亲友们都劝我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又由于身体免疫功能的大大下降，我几年来需时时提防各种感染，哪怕是感冒了也要很长时间才能好，但我还是一直犟着做事。从1998年初开始，丈夫罗志刚就外出到汉川电厂打工，省吃俭用的每年可赚4000元钱为儿子治病；我则一人在家种6亩多田、6亩多地，我每年可收稻谷2000多公斤、芝麻300公斤、花生200公斤、黄豆绿豆100多公斤，养两头猪。但由于身体太差，我经常感到头昏眼花的，有几次倒在田边都是被人抬回家的，但为了孩子，我对自己的付出无怨无悔。

  患有甲种血友病的人关节肿大、四肢瘦弱，如果有哪儿不慎出血的话，就会血流不止，并时常的会感到关节剧痛难忍。儿子罗灿现在的体重仅有20公斤，由于走路不稳，他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发病后疼得大喊大叫的时候，就只有吃下一片片去痛片。每次稍一止住疼，孩子便会满含热泪的两眼看着我，并不止一次的对我说：“妈妈，我想活着，我不想死啊！”

  现在上小学六年级的小儿子罗谦也患有甲种血友病，只是比罗灿轻一点而已，几年来我是在独立扛着所有的农活家务活背着孩子上学的。每当罗谦脚肿发病后疼得大喊大叫时，就只好让他休息几天再上学，每月仅上一半时间的学，令我满意的是孩子的成绩还非常好。

  尽管我只是一位农家妇女，我自问并不是生活的弱者，我至今也并没向命运低头，但为了给孩子治病，丈夫的缝纫店卖了，家里的所有家具、电器也都卖光了，家里已一穷二白一无所有；我去年还在卖血，可是我现在的身体太差了，连血也不能卖了，儿子罗灿现在只有等死了，小儿子罗谦也到了辍学的边缘。面对孩子的痛苦，我每天眼看着只能一个劲的流泪，我每天的眼睛都是肿的啊！

  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多么渴望还能有好心的人指点一下、帮我一把啊！

  *发表于《幸福》200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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