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法家，必然绕不过一个人，那就是商鞅。
得益于他的依“法”治国，秦国才从一个前期被魏国等国家捻着鼻子打的状态，一跃成为战国末期实力一极的存在。
但是他的依法治国，跟我们现在的明显不同，因为他的“法”只是纯粹的工具，本质是为了推行专制，是为了富国强兵，然后弱民。
而且，法家好重刑，严刑峻法，残酷寡恩。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
这种鼓励百姓互相告发，不告发者腰斩，告发者有赏的“法”，是不可能为个体提供庇护的。所以在重刑的阴影下，治下民众无不战战兢兢，人人自危，即便是秦孝公的哥哥公子虔，也在商鞅变法时因不遵新法而被施以劓刑，即割了鼻子。
当然了，商鞅最后被五马分尸的下场也印证了那句著名的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秦孝公去世，嬴驷即位，没有了国君嬴渠梁的支持，公子虔遂告发商君谋反，派人逮捕商君。商鞅逃跑到边境关口，欲住客栈。店主不知道他是商君，言：“商君之法，住店之人无证件店主要连带受刑。”商君长叹：“新法之弊竟到这种地步！”商君离开秦国逃往到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曾不讲信用欺骗魏国，大败魏军，拒绝收留，并将商君遣送回秦。
嬴驷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商鞅，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法”，这个法，实质还是把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都给予了君主一人。所以，古代的“法”，并不自由，至少对于民众来说是这样。
而且在中国古代，保障公民自由的基本精神是没有生存土壤的。君主口含天宪，随意造法毁法，任意突破法典，那都是常有的事。唐高宗时期，将军权善才因毁昭陵之树，被下罪处死。依律最严重的也就是罢官免职，但李治硬要将其处死，而且毫不隐讳地说：“善才情不可容，法虽不死，朕之恨深矣，须法外杀之。”
为什么突然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劳荣枝不是二审了吗，围绕法院是否会维持原判的讨论众说纷纭。
我直接说结论，我觉得她大概率和商鞅一样，难逃一死。虽然两人结局都一样，但是过程考虑的因素却迥然有异。
因为现代社会的“法”，是极大区别上文提到的商鞅所执行的“法”的，现在的“法”，是要能给个体提供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就要求它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条例来进行判决，而不是依据嬴驷、李治那样的帝王的个人政治需求，或者喜好来的。
还因为民意汹涌，作为最具震慑力的死刑，它依旧是制止企图效仿犯罪者行为的有效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同时，它也给了广大个体可以安稳地去生活、工作的心里保护。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了水源。
如果劳荣枝二审改判，那将会给那些参与到杀人过程中的犯罪分子以一种慰藉。这或许还会促使他们作出更多有损人性的行为出来——反正连劳荣枝都可以免死——自己又如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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