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篇：在作者的讲述下，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真实的，未被神化的朱元璋。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但与被同样冠以农民皇帝的刘邦所不同的，是朱元璋不是一个流氓，不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
也是得益于这个曾经的贫农身份，使得朱元璋终其一生，都没有背叛农民理想。具体表现在他颁布的一系列针对臣民的律法，都把这些人的未来和现世的一举一动限制得死死的。求安稳、对官员的仇视，使得他治下的国家缺少了活力，宛如一潭死水。
但正是因为他什么事都要统揽，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使得自唐宋以来，官员与皇帝皆有责任心，都为帝国的前途命运负责的局面慢慢演变成了皇帝一个人的事情，这也是专制政体的弱点：「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因为唐宋时期，官员的地位高，被看得重，所以他们是主动谋事的，到了明朝洪武时期，在朱元璋的苛刻下，政府官吏的尽职，是被动的，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良心和荣誉心，而是外界的命令和担心收到严厉制裁的表现。
朱棣篇：历史上唯一以藩王之身份篡取皇帝位的人。政治家判断一个人的标准，不在于道德素质，而在于立场。对于站队到他手下的人，他如太阳般温暖；对于反对他的人，他如屠夫般残忍。朱棣，就是这样的人！
海瑞篇： 一个患有强制型人格障碍的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体系，任何行为，都要按照规矩一丝不苟地进行，有一点偏差，他就会不安。他有着强烈的完美主义倾向，不能容忍有瑕疵的事物存在于自己的生活范围内。这样的人行为刻板，对自己和他人的要求都过于严格，沉溺于职责，义务和道德规范，无业余爱好。
如同张居正和万历对他的评价那样，这样的清官，这样以自己为标准，而全世界其他人都是庸才的人，只适合「镇雅俗」，宛如摆放在家里的塑料花，不适合当局任事，参与实际权力运作。
他把自己的生命轧榨成了一块顽石，却没有做成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洪水轻易地把他从一个角落冲到了另一个角落。
魏忠贤篇：他是一个被历史的好运砸中的人。如果不出意外，已结婚生子才自宫去当太监的他，会跟普罗大众一样，无人知晓，同样的，他的死亡，他的一切，也会无人在意。
可是，他却幸运地成为了当时的皇太孙朱由校的奴才，作为照顾皇太孙的饮食起居，并与其朝夕相处的太监，他理所当然的享受到了同样身为人的朱由校的信任和敬重。
年龄的差距，让魏忠贤常常以长辈的姿态来看待这层主仆关系，恍惚间，他好像觉得眼前的朱由校如同自己的孙辈一般，于是，他对于他极尽呵护。
万历时期，作为朱由校父亲的朱常洛，并不被他爹朱翊钧所喜爱，他能继承大统，也是靠的他嫡长子的身份。
按照皇帝执政的时长，魏忠贤当初绝对不会想到，他一直尽心尽力照顾着的朱由校，会在其父登基一个月之后成为天启皇帝。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它好似被人裹挟着，被强塞给了拥有皇帝一样的权力。基于朱由校父亲的不被重视，连带着的，是他本人也没有资源接受好的资源，故与其说他是个皇帝，毋宁说是一个木匠。
所以，当天启帝成为了傀儡后，在权力的浸染下，在大明朝的疆土上，他魏忠贤虽名为“九千岁”，但行使的权力却与万岁无异。
地痞流氓出身的他，对于如何“治理”国家自然一窍不通，他所依赖的全是来自作为个体本能的那一套逻辑——信任基础来自血缘关系。
所以他大认干儿、义孙。妄图依靠小农社会里“最可靠”的血亲关系来为自己的集团“赴汤蹈火”。
可他魏忠贤不知道的是，他的权力与天启帝的生死是互相依存关系。一旦天启帝驾崩，他的权力即刻变为虚妄，不复存在。
所以，当天启帝因得急性肾炎而最后去世。他的一切“辉煌”也要行将就木，岁天启帝一起入土了。
张献忠篇：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他终生未突破好勇斗狠的绿林藩篱。他的眼光、胸襟与刘邦、李自成等人相距甚远。缺乏基本的治国策略、用人能力、学习能力和管理水平。
他在很多方面与朱元璋相似，比如出身、经历、喜好、残暴、野蛮，但是在学习、用人和战略眼光方面，他难以望朱元璋的项背。他和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怎么也亲近不起来，这就使得他可以在川地一隅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下治天下。
通过对张献忠的生平介绍，通过他底层农民的出身，作者提出了自己对处于底层的人民，和他们沐浴着的底层文化的理解。
底层文化的第一个缺失，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即正统文化上说的「人命至上」「天地之间人为贵」，到了这里全部失效，底层思维里，人命是不甚值钱的东西。这从嗜血狂魔李逵和以人肉为材料做包子的孙二娘在底层人民心里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正常心里下，这批人应该被视为人渣，可现实是他们被奉为豪杰、英雄。
底层文化的第二个缺失，是缺乏对妇女的尊重。虽然正统文化强调男女不平等，即所谓的「夫为妻纲」，但是它还是强调了正妻在家庭中的地位。然而到了底层社会，底层文化里对于妇女的贱视乃至是敌视却是无处不在的。这从「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就可看出。作者还引用了张献忠滥杀妇女的历史，和他常挂在嘴边的「天下事皆妇人所坏」来表明他对女性的敌视态度。
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毁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监狱，就设计得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为严密的控制，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的进一步退化。
东方专制集权的特点，在于它没有对最高权力的制约机制，因而会把一个人的英明放大到全体的胜利，把一个人的疯狂放大到全体的罪恶。这就使得底下的部下，会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且无条件，一丝不苟地执行。
他没有像朱元璋一样得天下，在于他平生唯一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他使用暴力的结果。他不注重宣传和策略，只是无节制地使用暴力，没有软硬兼施打下的一切，终将是虚幻的泡沫，一戳即破。
吴三桂篇反复横跳的背叛者，最终因为对老主子过分狠心和对满清新主子过分讨好，而聪明反被聪明误。
郑成功篇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于“孝”的定义，是“无违”，即百分百顺从父的意思。而国姓爷郑成功却成了它的颠覆者。
在清军南下，父亲郑芝龙欲投降之际，他愤然与其决裂。并一反“父教子”的传统，主动写书信“教育”起父亲来，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收复台湾，是中国近代历史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东方在对决中战胜西方的事迹。它的意义，是使得台湾摆脱了像印尼、菲律宾那样被西方残暴殖民几百年的命运，开启了台湾成为以汉人为主体社会的历史。这份遗产，至今依然发着光热。
谈及中国历史，郑成功之所以绕不开，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稀缺”。
春秋以降，在日益严密的专制权力的不断挫辱下，中国人日益软熟圆滑，英雄气质不断从这个民族体内消散，实用主义越来越向着苟且、丑陋的方向发展。所谓的“英雄主义”，也异化成一种被世人所抛弃的，视为可笑的表演。
郑成功视心中的救国为理想信念，一心要把台湾打造成反清的基地，所以他才会在大部分人都“识时务”投降清朝之时，毅然决然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与其体内流淌的海盗后代的狡诈血液所不同的，是郑成功崇尚忠义节气的“变种”，在明末实用主义弥漫的社会氛围下，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不因眼前的利益牺牲道德原则。
郑成功的个性与中国人传统的英雄形象不完全吻合，他喜怒形于色，易于意气用事。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中国人严重缺乏的可贵性格品质，书里称其为：少年性。
少年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意味着做事敢闯敢干，意味着吸纳新知的能力，也意味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所以郑成功在攻取台湾的时候，才能从与荷兰的战争中吸纳并改进自己的作战方式，做到了将他们击败的历史功绩。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取消或者抑制孩子的冒险冲动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如此，一个人自然就不会有自己的见解、思想和个性，当然就更不会有任何逆反心理。这样才能把每一代新成长起来的人的热情、个性、火气、棱角悉数磨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前年不变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然而他性格中的过分严格、不沉稳也使得他为清朝做了嫁衣，比如后来同样名声大振的施琅，就是因为忍受不了他的严刑峻法，而投奔清人。
当然了，历史人物也是人，是人就有其弱点。所以将伦理纲常，忠君爱国和收复台湾以图日后反清复明为一切的郑成功，也因为南明最后的希望永历帝被吴三桂缢杀，而丧失了意义。
值此打击外添长子郑经与其奶妈私通，则更是一剂催命符打入了本已“病入膏肓”又没有精神支柱的郑成功体内，使得这个中华民族的大英雄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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